1987年解嚴前，在社會上形成一種政治鬆動的氛圍，社會活力與險象並行發生，如林宅血案、李師科土銀搶案、俞國華宣告臺灣走向「國際化、自由化、制度化」、江南案、十信案、湯英伸事件、民進黨成立等等。1980年代的政治是在國家體制與個體自由之間劇烈翻攪的沸騰狀態，以新的媒體介面和訊息通路進行各種形式的「挑戰禁忌」，讓臺灣歷史脫離威權式的單軸線敘事，從異議宣講的公共場域（社會運動）、面對歷史時刻的猶豫和歧義（解嚴、六四和新中國）、通過寫作與行為發動的性別反叛（女性與非異性）到搖滾樂（羅大佑）與錄音室的建置等等，「歷史」成為可分享與對話的場域。也因為媒體技術的廣泛運用而在記錄過程中，依隨事件與計畫出現許多跨域合作，高壓政治與個體內生命政治間的內外拉扯，在性別／政治、音樂／社會、記憶（錄）／歷史、行為／政治空間或劇場／政治敘事的跨域關係中，生產出許多慾望與壓抑交互映射的文本：糾結。

在那個還沒有版權法律規範概念的時代下，大量外來翻譯著作、影音作品與西方進步思潮衝擊並置，「翻譯」在1980年代隨著國際化、歸國學人帶回的西方訓練技巧方法與中產階級品味的成形，在追求自由化政治氛圍、後現代藝文時尚和社會經濟狀態下蓬勃發展。無論是皇冠出版社引進張愛玲描寫歷史時空下女性處境的小說、1970年代隨三毛而興起的流浪異國情懷，都藴積了八〇年輕世代對遙遠世界追問的感性狀態；又或者，香港進念二十面體、日本白虎社來臺演出對文藝所造成的深遠影響⋯⋯。搖滾樂、港劇與金馬獎國際觀摩影展的引入，這些經由外部世界在思想與創意上的觸發，激化了當時人們對於「探索」和「表達」的慾望，因而衍生出各式求知若渴的「翻譯術」，作為臺灣對於本土與國際關係的認知方式。翻譯既造成一次次的斷裂，也積累出形形色色的混交，這些伴隨交流與翻譯而生的實驗、行動和創作，也就表現出臺灣特有的「翻譯術時代」，同時也形塑出臺灣「在地化」的流變：混種。

中美斷交和解嚴所造成的國際、本土政治新局，使得人們必須重新思考政治、歷史及認同問題，特別是對於中國文化的重新認識及與全球文化的對話。在變動的本土意識與國際關係認知狀態下，將殖民史與地緣政治的積層置入身體、都市、文化、產業的發展中。臺灣的攝影師們紛紛深入臺灣角落、追隨社會事件與藝術展演，以大量「紀實」的方式形塑臺灣風貌，張照堂企劃的「芬芳寶島」和「映象之旅」是為先鋒，而與之同時期存在的，還有像是郎靜山攝影蒙太奇所蘊含的中國山水畫美學，又或是透過「絲綢之路」看到中國的壯闊地理面貌。此時面對追尋自我與身份定位的臺灣人，因為歷史命運的不可預期而劇烈擺盪在中華想像與認識臺灣之間：意即「雙重自覺」。事實上，洪通與朱銘的創作早已隱含臺灣人未來必要面對身份認同的挑戰。從當時的表演藝術可見到以「後現代」為名，將西方前衛「在地化」與「中國化」混雜，生產出符合最多數中產階級的新趣味，以琢磨這般複雜情結：擺盪。

回顧臺灣的1980年代，所有人、事、物、地彼此之間交互產生著或大或小的影響，「訊息」做為新的社會能量聚集、流通與轉化，空間、媒體與平台成為群聚的場域與事件醞釀甚至發生的所在。當時經由大量訊息連結個體動能而轉化、生成出的關係網絡，它是人流、訊息流（影像、敘事、新聞）與資本流的建構基礎。在沒有電腦傳訊與網路平台的時代，報紙副刊不僅僅是文學版面而已，更擔負了國際菁英人才發掘、思辨與串流的文化影響力。無論是深度專題規劃、獎項設置或是版面視覺的實驗，都為日後成熟網絡社會定下雛形。此外，百家爭鳴的黨外、文藝、電影，甚或大開本的影視八卦雜誌，都組成了珍貴而繽紛的交流平台。而讓各路創作人集合激盪的聚會空間，便是經由群聚和事件而形成帶有歷史意義的「處所」（chora），它亦是1980年代跨領域實踐的積極風景；讓事件引領著人的體會、思考與提升，各自進行著「自我啟蒙技術」，不斷地連結、解構與再擴張，甚至在許多不明確狀態下推進了歷史的洪流，以各種群聚與合作促成進步的轉化：匯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