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次展覽包含兩件作品：《時差書寫》及《#迎靈者》。製作《時差書寫》時，我曾聽小說家舞鶴演講：「我看到文學圈每天同儕的競爭、得獎，但看著外面、卻沒辦法發展自己的語言。於是我做了一個很大的決定：回到淡水，閉關了十年。創作應是幸福的，這段時間，我用自己的方式田野，我覺得真正的實踐，才能讓一個主題從外在進入內在，轉化成熟出自己獨特的語言。」記得當年在芝加哥聽到這段話，淚流滿面，多麼令人羨慕，這種既痛苦又奢侈的決心。我便從藝術學校休學，在臺灣政黨與華盛頓DC等不同政治場域工作，帶著對創作徹底實踐的認同，進入不同的地方田野。
在拍攝前作《海浪》時，我曾經歷性別歧視及暴力，嚴重到即使才剛開始拿一些電影獎項，但已經喪失了在電影圈存活的免疫力。《時差書寫》原意是拍318後國族認同的轉變，卻在田野過程裡，不自覺地被運動裡性別歧視及暴力的故事吸引。因此，我以參與式影片的方式，訪問了多名臺灣原住民酷兒及女性，並堅持「由全女性劇組製作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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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場前半，充滿這十年田野間留下的影像與筆記。包括某位原運長輩在運動隊伍繞行全台部落的最後一天，或許因為聽到太多各部落受壓迫的故事因此有替代性創傷，那晚他做了在總統府前自我傷害的準備，好像只有如此才能顯現對於一切的怒恨與承擔。Kating Hongay阿嬤在訪問中表達祖靈的遺憾後，很快就過世了，我覺得他的一片靈魂與意志也被儲存到記憶卡裡面，就像臉書死後會成為數位墳墓一般，Kating Hongay阿嬤再次存活在數位世界裡。
這些故事推向我製作《#迎靈者》。當各地的創作者、研究者為經歷政治暴力的靈魂書寫社群媒體貼文，讓他們在數位世界「復活」—— 那些激情下的創傷，如何在廣大的歷史脈絡與地緣政治中被聆聽？歷史不義與跨世代創傷又如何在數位時代被繼承與療癒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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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代有其意志，人們為時代的輝煌奉獻、為集體的悲傷共鳴，但我們需要的不是大局，而是時間。我曾決定讓《時差書寫》每數年剪接一次，以致有2016、2019、2021版本，讓我每數年回看政治激情與自我心境的變化。但近期，我發現我的行為是在說：「我希望，我的未來可以回去，回去那個性暴力之前。」我們同理、一起承受替代性創傷，卻在這些替代的傷痛中，隱藏與忘記自己。
近年，我終於在#Metoo運動裡，把十多年前做《海浪》時的經歷說了出來。甚至，因作為另一起性騷擾事件的發聲者，我看見了《時差書寫》某位受訪者的另外一面。或許因為這些經驗，這兩年我身體開始有一些病痛，也已經無法如同過往，緊緊的記憶、肩負與衝撞。
或許這個展覽，我試圖給一個夢「後」的時間——創作，是浦島太郎逛了海底神宮，寶盒被放映，我卻摀住了臉——那不僅是你我同在一個現場的羞怯，也是在「現在」這個未來，對辯證變化感到的畏懼。作為創作者，如同許多需要目睹、專述痛苦的記者、人文學者⋯我們試圖臨摹、貼近經驗，也僅能發出力求失真的嗓音。甚至，我們正在這些層層疊疊身份結構與自己苦痛的混沌之上，跳舞、唱歌、力求失真的走音。